一九八〇年二月，当中央派宋任穷、王鹤寿来谈话时，纪登奎没有拐弯抹角。两位来人把组织的意见讲明白后，他当场表示服从中央安排，同意辞去手中职务。那年他五十七岁，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，过去升得很快，这次退得也很干脆。

纪登奎生于一九二三年山西武乡。抗战期间参加革命，历任地方、组织与宣传等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河南任职，从县、专区一步步走到许昌负责。改变他命运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二月：毛泽东南下，在郑州停靠的列车上与河南地委负责人交谈，纪登奎在座并详尽汇报许昌的情况，连农业互助合作的产量与分配都一一说明，给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此后每到河南，主席常听他汇报；到一九六七年九月，主席在郑州见到他称作“老朋友”，这句称呼在他进入中央舞台的路上起了重要作用。

他在党的高层任职之后，最令人揪心的并非行政位置，而是被派去掌握军权。七十年末至七一年初，中央整顿北京军区，纪登奎被任命为政治委员，担任这一要职时，他长期从事地方行政工作，并非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将领，握有数十万兵权令他心生警觉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他主动请辞军职，曾向邓小平提出，尽管邓有挽留，他仍坚持离开，回家后对家人感慨：掌握军权，和平时期与战时不同。 龙8头号玩家

辞去军职后，他仍保留党政要职。到一九七九年夏，他已有进一步退出的念头，并曾与吴德商量，后者建议不要自己率先提出，要听组织安排。于是，他选择等待组织的决定。到一九八〇年中央再次安排人来谈时，他听取了对他过去工作的肯定，也领会到为调整和改善党的领导需要他辞职的用意。面对这一要求，纪登奎没有争辩、也没有拖延，当即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安排，真正完成了从中枢到幕后的转变。

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包括他的辞职请求，免去或提请免去若干党和国家领导职务。两年后，中央把他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调研，担任部级研究员。他晚年仍关心农村和农业问题，曾计划写两本回忆录，一本记述早年经历，一本回忆进京以后的工作，但这些文字最终未能成书。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夜里，纪登奎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，许多他心中的细节随着他一同离去。

回望他的一生，最难的一刻并非被提拔之时，而是放下之时。他没有争斗，也不制造尴尬场面，用一句朴实的话接受了组织的安排，平静地完成了自己的退场。 龙8头号玩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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